根据刑法第196条及两高《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下称《解释》）规定，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超出规定限额或规定期限透支，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，被认定为“恶意透支”。由此可见，“两次催收”成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。但是刑法和《解释》均未对催收有效性的认定提供评价标准，司法实践中对“催收”的不同理解影响着罪与非罪的认定，催收程序的认定和举证困难，也成为当事人抗辩的重要理由之一。因此，明确催收行为的认定标准，对发卡银行和持卡人均有重要意义，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对催收行为作限制性规定：

　　第一，催收主体应当仅限于发卡银行。现实中，银行经常将信用卡催收业务外包给第三方处理，但催收是发卡银行的业务行为，催收发生基于发卡银行和持卡人之间的合同关系，任何被委托第三方的催收行为只能起帮助作用，不具备法律效力，不应认为符合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。

　　第二，催收对象应当仅限于持卡人本人。发卡银行和持卡人是信用卡法律关系中民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，将持卡人亲属或保证人作为对象，于法无据。即使持卡人家属是信用卡透支的实际受益者，因其不是合同的一方主体，并不具有向持卡人转告的法定义务，不能成为刑法意义上的催收对象。若发卡银行向保证人催收，保证人归还透支款项，持卡人的还款义务得以豁免；若保证人不履行保证义务，拒不归还欠款，不能以此作为认定持卡人构成“催收不还”的根据，因为保证人也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催收对象。

　　第三，催收方式应当合理、正当和可预期。刑法第196条并未对催收方式进行规定，发卡银行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及其与持卡人之间的合同约定，通过电话、信件、电子邮件、短信及上门等多种方式进行催收，只要催收内容能够有效列明还款金额和还款期限等关键性事项，催收手段合理、合法，均应视为有效催收。建议银行在催收时保存证据，上门催收时可以邀请见证人签字确认，电话催收时应进行录音等。

　　第四，催收效果应当遵循穷尽一切可能。对于刑法意义上的发卡银行发出的两次催收有效性标准，应当以“持卡人收到说”为原则，以“银行发出说”为例外。根据银行掌握的持卡人登记的多种信息，在至少有一种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告知持卡人催收通知的情况下，均应以持卡人收到说为原则判断有效催收。发卡银行应当通过信件签收单、通话录音、持卡人签字等方式举证持卡人确实收到通知。只有在持卡人为逃避催收，故意藏匿、更改联系方式，发卡银行无法向其送达催收通知的情况下，才能适用发卡银行发出说，且银行应当保留证据以证实其已经穷尽所有方法。

　　第五，催收的时间应当以透支期限届满为起点，且两次催收间隔一个还款周期。发卡银行在期限届满前的催收是民事上的催收行为，且告知持卡人还款数额和日期也是银行向持卡人提供的服务，只有在还款期限届满后的催收，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催收行为。对于两次催收的具体时间间隔，建议以一个账单生成周期为标准，以便给持卡人充分筹款期限。只有满足以上时间条件的催收行为，才能考察出持卡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，进而认定其行为是否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河区人民检察院 作者：孙继生）